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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现在仔细想起来，真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是怎么过的。仿佛是充满困惑，朝不保夕，也不晓得如何拉扯到今日，反正是一种煎熬。
我开车送掌珠回家。她的家环境好到极点，真正背山面海。住在这种地方，还闹意气，照说也应该满足了，但是当这一切奢侈与生俱来，变成呼吸那么自然的叮候，她又有另外的欲望。
当我像她那种年纪的时候，我只希望母亲不要拆我私人的信看，看了也不打紧，最好不要事后一边朗诵一边痛骂。
我的希望很低微。
“别忘记，明天早上见。”我说。
她下车，攀着车窗，眼泪默默地流下来。
这时候她父亲在她身后出现，我推推她。
“林小姐。”何德璋招呼我，说道，“请进来小坐。”
我说：“我没有空。”
“林小姐，多谢你帮忙。”
“我只是帮忙我自己，我不能同你们一样见识。”我冷冷发动引擎，把车子开出去。
回到市区还有一大段路，我打开无线电，风吹着我的脸，公路上一个一个弯，无线电播的柏蒂佩芝旧歌“田纳西华尔兹”像恶梦一样的令人流汗。
我忽然记起我看过的一首新诗：
“——在本区的餐室中，
我与女友，
共享一个沙律，
看着邻桌的一对老伴，
年长男人微笑，
拎起妻子的手，
而我想到我为我的独立，
而付出的代价。”
诗的题目叫《帐单，伙计》。现在我已经收到“独立”的帐单，我希望可以付得起。
那位钱玲玲小姐在门口等我。
我有一刹那的恐惧。忽然又镇静下来，因为姓钱的女士看上去像只斗败的鸡，斗败的鸡照例是不会再举攻击的，这是逻辑。
我用锁匙开门，一边说：“我与何先生没有认识，信在你，不信也在你。”
“我想请你帮忙。”她走前一步。
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，钱小姐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台湾女人在香港的名誉这么坏，就是因为你这种人的缘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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